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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言冯语·风马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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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  

2008-11-03 16:57:00|  分类: 冯子乱弹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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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所的研究,这样的话,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公司,这是特别反映在海南当时办大特区大背景下的思路,政府是很少给钱的,但给政策。 我们揣着五万块钱的开办费,开着一辆旧蓝鸟车,敲着一台破电脑,剩下的就全都得靠自己折腾了。我们就开始做电视的生意,遗憾的是,我们当时也不怎么会做,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姓姜的人,他做了一段,我那时候也弄不懂,兴趣点不在那儿,主要还是想做研究。最终的结果是,我们把这个批文卖给了政府另外一家国营企业,他们给了我们二十万块钱,他们继续去做这个批文的生意,我们就拿着这钱继续折腾。 后来的故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,这个研究所的人员就构成了今天后来万通创业的主要成员。像潘石屹当时就是属于这个公司下边的一个改革编的,是属于我们研究所下边公司在深圳招聘的一个人员,后来又到了海南做公司的副经理,在那段时间里,这个公司做过各种各样奇怪的生意。 主持人:当时改革编能解决大家的户口,档案,工资这些问题吗? 冯仑:这我就不管了,反正我不管发工资的事,户口、档案可以办也可以不办,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档案也是悬在空中的,刚办到当地的组织部。 主持人:海南省委组织部吗? 冯仑:海南省委组织部,还没有正式办这些手续就到89年了,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,后来我的档案又被退了回去,直到这个机构随后解散。我且如此,何况他人,这样很多人都被闲在空中,鸟兽散了。散了以后,我们这些人中像易小迪,阳光100的老板,当时是我们研究部门的主要研究人员啊,他在海南就办了一个印刷厂,维持着。我就到北京,到牟其中那儿开始打工,潘石屹还在那个公司风雨飘摇地做着生意,这个公司后来也很快垮了,他又给另外一个老板打工,打工时间不长。到了91年,我们又回去创办自己的公司,所以我们就集旧部,又把这些人都招回到一起,最后大家决定自己折腾。 我们回去办公司的时候,又找到了小易一起,其中还有王启富,他也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,而王启富曾经的老板就是王功权,他又把功权介绍给我们,功权又带上了他原来的另一位手下刘军,加上我又拉上了潘石屹,队伍就成型了,基本上就是这两拨人,就开始了万通最早创办公司的过程。 不管是从当时来看,还是从现在看,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经历。机关、学校的研究人员,开始在企业当中做一些实习的工作,在别人的企业打工,或者做一些小买卖,然后我们又集中起来做自己的事情。91年以后,我们就开始办这家公司(万通),一直到今天,95年、97年先后有一些合伙人离开,创办自己的企业。到今天,大部分人都在房地产领域,王功权是在创业投资领域。所以从91年以来,我们做生意最有成绩的也是两个领域,一个是房地产,一个是创业投资。创业投资当时是以美国万通为龙头来做的,房

时间:2008年8月 地点:万通中心写字楼 主持人:北京八间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喻建欢 主持人:冯仑的新书《野蛮生长》使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按照他的说法,这是一部“民营企业的心灵史”,是他所经历过的近30年民营企业成长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段真实故事,也是作为亲历者的思想探索。“看别人看不见的事,算别人算不清的账,做别人不做的事。”成日天南地北的飞,世界各地的跑,自己倒也不亦乐乎,因为“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。 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 主持人:您是77级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本科,那您是老三届的第一届了。 冯仑:对。77级在西北大学,毕业以后就想着继续深造,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就在中央党校教书,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挂职下放,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武汉,在工厂和市政府里,在武汉搪瓷总厂待了半年之后到过市政府经贸委,之后就回到海南,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。 主持人:还是在党校吗? 冯仑:对,还是在党校,当时在十三大前,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,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,中央党校这边承担了一个组,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,当时党校的研究室有一批人,人不多,下面还有研究组,我就等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做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”,就是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这部分究竟应该怎么管,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我们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、信息,写了不少东西。当时我们组织的研究也包括中央党校以外的人,像现在贵阳的市委书记(查明名字,添补在后)当时也是我们研究小组的,他从文化部来,主要研究文化领域的内容。 我是牵头人,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十三大之后,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,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做这个研究,做了一段以后就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,这是88年的8、9月份吧,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。然后在这个期间,又被借调到海南,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。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,我做常务副所长,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做所长。 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三个部分,一部分是研究本部,有40个编制,我们叫体制内编制,是吃财政的,主要就是继续从事与改革有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。还有80个改革编制,所谓改革编,就是说干部名册了有你的人,但工资是没人管的,得自己找,呵呵。其中有40个后来给了我们办的一个叫《新世纪周刊》的杂志,现在这个刊号还在,还不断在出呢。另外还剩余的一些编制,我们就放到新成立的一个实业公司。在这个公司开办的过程中,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,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,用这个彩电的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 研究所的研究,这样的话,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公司,这是特别反映在海南当时办大特区大背景下的思路,政府是很少给钱的,但给政策。 我们揣着五万块钱的开办费,开着一辆旧蓝鸟车,敲着一台破电脑,剩下的就全都得靠自己折腾了。我们就开始做电视的生意,遗憾的是,我们当时也不怎么会做,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姓姜的人,他做了一段,我那时候也弄不懂,兴趣点不在那儿,主要还是想做研究。最终的结果是,我们把这个批文卖给了政府另外一家国营企业,他们给了我们二十万块钱,他们继续去做这个批文的生意,我们就拿着这钱继续折腾。 后来的故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,这个研究所的人员就构成了今天后来万通创业的主要成员。像潘石屹当时就是属于这个公司下边的一个改革编的,是属于我们研究所下边公司在深圳招聘的一个人员,后来又到了海南做公司的副经理,在那段时间里,这个公司做过各种各样奇怪的生意。 主持人:当时改革编能解决大家的户口,档案,工资这些问题吗? 冯仑:这我就不管了,反正我不管发工资的事,户口、档案可以办也可以不办,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档案也是悬在空中的,刚办到当地的组织部。 主持人:海南省委组织部吗? 冯仑:海南省委组织部,还没有正式办这些手续就到89年了,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,后来我的档案又被退了回去,直到这个机构随后解散。我且如此,何况他人,这样很多人都被闲在空中,鸟兽散了。散了以后,我们这些人中像易小迪,阳光100的老板,当时是我们研究部门的主要研究人员啊,他在海南就办了一个印刷厂,维持着。我就到北京,到牟其中那儿开始打工,潘石屹还在那个公司风雨飘摇地做着生意,这个公司后来也很快垮了,他又给另外一个老板打工,打工时间不长。到了91年,我们又回去创办自己的公司,所以我们就集旧部,又把这些人都招回到一起,最后大家决定自己折腾。 我们回去办公司的时候,又找到了小易一起,其中还有王启富,他也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,而王启富曾经的老板就是王功权,他又把功权介绍给我们,功权又带上了他原来的另一位手下刘军,加上我又拉上了潘石屹,队伍就成型了,基本上就是这两拨人,就开始了万通最早创办公司的过程。 不管是从当时来看,还是从现在看,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经历。机关、学校的研究人员,开始在企业当中做一些实习的工作,在别人的企业打工,或者做一些小买卖,然后我们又集中起来做自己的事情。91年以后,我们就开始办这家公司(万通),一直到今天,95年、97年先后有一些合伙人离开,创办自己的企业。到今天,大部分人都在房地产领域,王功权是在创业投资领域。所以从91年以来,我们做生意最有成绩的也是两个领域,一个是房地产,一个是创业投资。创业投资当时是以美国万通为龙头来做的,房 时间:2008年8月

研究所的研究,这样的话,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公司,这是特别反映在海南当时办大特区大背景下的思路,政府是很少给钱的,但给政策。 我们揣着五万块钱的开办费,开着一辆旧蓝鸟车,敲着一台破电脑,剩下的就全都得靠自己折腾了。我们就开始做电视的生意,遗憾的是,我们当时也不怎么会做,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姓姜的人,他做了一段,我那时候也弄不懂,兴趣点不在那儿,主要还是想做研究。最终的结果是,我们把这个批文卖给了政府另外一家国营企业,他们给了我们二十万块钱,他们继续去做这个批文的生意,我们就拿着这钱继续折腾。 后来的故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,这个研究所的人员就构成了今天后来万通创业的主要成员。像潘石屹当时就是属于这个公司下边的一个改革编的,是属于我们研究所下边公司在深圳招聘的一个人员,后来又到了海南做公司的副经理,在那段时间里,这个公司做过各种各样奇怪的生意。 主持人:当时改革编能解决大家的户口,档案,工资这些问题吗? 冯仑:这我就不管了,反正我不管发工资的事,户口、档案可以办也可以不办,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档案也是悬在空中的,刚办到当地的组织部。 主持人:海南省委组织部吗? 冯仑:海南省委组织部,还没有正式办这些手续就到89年了,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,后来我的档案又被退了回去,直到这个机构随后解散。我且如此,何况他人,这样很多人都被闲在空中,鸟兽散了。散了以后,我们这些人中像易小迪,阳光100的老板,当时是我们研究部门的主要研究人员啊,他在海南就办了一个印刷厂,维持着。我就到北京,到牟其中那儿开始打工,潘石屹还在那个公司风雨飘摇地做着生意,这个公司后来也很快垮了,他又给另外一个老板打工,打工时间不长。到了91年,我们又回去创办自己的公司,所以我们就集旧部,又把这些人都招回到一起,最后大家决定自己折腾。 我们回去办公司的时候,又找到了小易一起,其中还有王启富,他也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,而王启富曾经的老板就是王功权,他又把功权介绍给我们,功权又带上了他原来的另一位手下刘军,加上我又拉上了潘石屹,队伍就成型了,基本上就是这两拨人,就开始了万通最早创办公司的过程。 不管是从当时来看,还是从现在看,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经历。机关、学校的研究人员,开始在企业当中做一些实习的工作,在别人的企业打工,或者做一些小买卖,然后我们又集中起来做自己的事情。91年以后,我们就开始办这家公司(万通),一直到今天,95年、97年先后有一些合伙人离开,创办自己的企业。到今天,大部分人都在房地产领域,王功权是在创业投资领域。所以从91年以来,我们做生意最有成绩的也是两个领域,一个是房地产,一个是创业投资。创业投资当时是以美国万通为龙头来做的,房 地点:万通中心写字楼

时间:2008年8月 地点:万通中心写字楼 主持人:北京八间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喻建欢 主持人:冯仑的新书《野蛮生长》使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按照他的说法,这是一部“民营企业的心灵史”,是他所经历过的近30年民营企业成长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段真实故事,也是作为亲历者的思想探索。“看别人看不见的事,算别人算不清的账,做别人不做的事。”成日天南地北的飞,世界各地的跑,自己倒也不亦乐乎,因为“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。 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 主持人:您是77级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本科,那您是老三届的第一届了。 冯仑:对。77级在西北大学,毕业以后就想着继续深造,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就在中央党校教书,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挂职下放,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武汉,在工厂和市政府里,在武汉搪瓷总厂待了半年之后到过市政府经贸委,之后就回到海南,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。 主持人:还是在党校吗? 冯仑:对,还是在党校,当时在十三大前,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,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,中央党校这边承担了一个组,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,当时党校的研究室有一批人,人不多,下面还有研究组,我就等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做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”,就是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这部分究竟应该怎么管,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我们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、信息,写了不少东西。当时我们组织的研究也包括中央党校以外的人,像现在贵阳的市委书记(查明名字,添补在后)当时也是我们研究小组的,他从文化部来,主要研究文化领域的内容。 我是牵头人,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十三大之后,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,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做这个研究,做了一段以后就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,这是88年的8、9月份吧,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。然后在这个期间,又被借调到海南,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。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,我做常务副所长,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做所长。 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三个部分,一部分是研究本部,有40个编制,我们叫体制内编制,是吃财政的,主要就是继续从事与改革有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。还有80个改革编制,所谓改革编,就是说干部名册了有你的人,但工资是没人管的,得自己找,呵呵。其中有40个后来给了我们办的一个叫《新世纪周刊》的杂志,现在这个刊号还在,还不断在出呢。另外还剩余的一些编制,我们就放到新成立的一个实业公司。在这个公司开办的过程中,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,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,用这个彩电的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主持人:北京八间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喻建欢

 

时间:2008年8月 地点:万通中心写字楼 主持人:北京八间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喻建欢 主持人:冯仑的新书《野蛮生长》使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按照他的说法,这是一部“民营企业的心灵史”,是他所经历过的近30年民营企业成长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段真实故事,也是作为亲历者的思想探索。“看别人看不见的事,算别人算不清的账,做别人不做的事。”成日天南地北的飞,世界各地的跑,自己倒也不亦乐乎,因为“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。 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 主持人:您是77级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本科,那您是老三届的第一届了。 冯仑:对。77级在西北大学,毕业以后就想着继续深造,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就在中央党校教书,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挂职下放,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武汉,在工厂和市政府里,在武汉搪瓷总厂待了半年之后到过市政府经贸委,之后就回到海南,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。 主持人:还是在党校吗? 冯仑:对,还是在党校,当时在十三大前,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,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,中央党校这边承担了一个组,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,当时党校的研究室有一批人,人不多,下面还有研究组,我就等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做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”,就是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这部分究竟应该怎么管,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我们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、信息,写了不少东西。当时我们组织的研究也包括中央党校以外的人,像现在贵阳的市委书记(查明名字,添补在后)当时也是我们研究小组的,他从文化部来,主要研究文化领域的内容。 我是牵头人,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十三大之后,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,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做这个研究,做了一段以后就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,这是88年的8、9月份吧,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。然后在这个期间,又被借调到海南,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。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,我做常务副所长,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做所长。 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三个部分,一部分是研究本部,有40个编制,我们叫体制内编制,是吃财政的,主要就是继续从事与改革有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。还有80个改革编制,所谓改革编,就是说干部名册了有你的人,但工资是没人管的,得自己找,呵呵。其中有40个后来给了我们办的一个叫《新世纪周刊》的杂志,现在这个刊号还在,还不断在出呢。另外还剩余的一些编制,我们就放到新成立的一个实业公司。在这个公司开办的过程中,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,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,用这个彩电的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

地产是由北京万通为龙头来做的。期间我们的失败也无数多,最后就这两个系统得以延续。功权从美国万通做投资一路做过来,后来离开万通,直接进入到IDG,又到了鼎辉,由创业老板变成合伙人老板,然后跟新的团队创造不错的业绩。中间我们其他的业务,也有赚钱的,也有失败的,但是总体来说,我们不认为是成功的,因为今天我们并没有这些业务,这些业务经过波折以后,大部分也都卖掉了。 主持人:从万通的故事开始之后,像您就基本是从学术界脱离出来了,但我们感觉一直以来万通似乎在行业中都带有明显的“学院派”气质。 冯仑:应该说,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学术界,从91年以后,我们基本上就脱离了。但脱离了学术界,不等于说我们不研究、不思考了,所以我们这些公司就带有很强的“学院派”烙印,就是我们在一边办公司一边思考一边反省,一边寻找自己在社会变革当中的坐标,寻找未来发展的路线,往哪里去奋斗。 在92年,我们拿到第一桶金以后,我们稍事休整就开始了自我培训。92年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,92年9月份,我们就认真在公司讨论了几天,形成了一个共识,都反应在我们写的一篇文章,在92年发表的,叫《披荆斩棘,共赴未来》,真实反映了我们作为热血青年经商以后对自我的思考、要求和反省。 经过十多年回过头来看,这篇文章所想到的我们基本都做到了,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坚守着当时的理念和方式去做自己的事情。 点击加入风马牛集中营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新版“风马牛集中营”http:www.FengMaNiu.com 主持人:冯仑的新书《野蛮生长》使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按照他的说法,这是一部“民营企业的心灵史”,是他所经历过的近30年民营企业成长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段真实故事,也是作为亲历者的思想探索。 “看别人看不见的事,算别人算不清的账,做别人不做的事。”成日天南地北的飞,世界各地的跑,自己倒也不亦乐乎,因为“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。

时间:2008年8月 地点:万通中心写字楼 主持人:北京八间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喻建欢 主持人:冯仑的新书《野蛮生长》使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按照他的说法,这是一部“民营企业的心灵史”,是他所经历过的近30年民营企业成长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段真实故事,也是作为亲历者的思想探索。“看别人看不见的事,算别人算不清的账,做别人不做的事。”成日天南地北的飞,世界各地的跑,自己倒也不亦乐乎,因为“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。 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 主持人:您是77级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本科,那您是老三届的第一届了。 冯仑:对。77级在西北大学,毕业以后就想着继续深造,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就在中央党校教书,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挂职下放,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武汉,在工厂和市政府里,在武汉搪瓷总厂待了半年之后到过市政府经贸委,之后就回到海南,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。 主持人:还是在党校吗? 冯仑:对,还是在党校,当时在十三大前,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,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,中央党校这边承担了一个组,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,当时党校的研究室有一批人,人不多,下面还有研究组,我就等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做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”,就是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这部分究竟应该怎么管,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我们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、信息,写了不少东西。当时我们组织的研究也包括中央党校以外的人,像现在贵阳的市委书记(查明名字,添补在后)当时也是我们研究小组的,他从文化部来,主要研究文化领域的内容。 我是牵头人,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十三大之后,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,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做这个研究,做了一段以后就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,这是88年的8、9月份吧,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。然后在这个期间,又被借调到海南,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。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,我做常务副所长,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做所长。 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三个部分,一部分是研究本部,有40个编制,我们叫体制内编制,是吃财政的,主要就是继续从事与改革有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。还有80个改革编制,所谓改革编,就是说干部名册了有你的人,但工资是没人管的,得自己找,呵呵。其中有40个后来给了我们办的一个叫《新世纪周刊》的杂志,现在这个刊号还在,还不断在出呢。另外还剩余的一些编制,我们就放到新成立的一个实业公司。在这个公司开办的过程中,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,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,用这个彩电的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

 

研究所的研究,这样的话,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公司,这是特别反映在海南当时办大特区大背景下的思路,政府是很少给钱的,但给政策。 我们揣着五万块钱的开办费,开着一辆旧蓝鸟车,敲着一台破电脑,剩下的就全都得靠自己折腾了。我们就开始做电视的生意,遗憾的是,我们当时也不怎么会做,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姓姜的人,他做了一段,我那时候也弄不懂,兴趣点不在那儿,主要还是想做研究。最终的结果是,我们把这个批文卖给了政府另外一家国营企业,他们给了我们二十万块钱,他们继续去做这个批文的生意,我们就拿着这钱继续折腾。 后来的故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,这个研究所的人员就构成了今天后来万通创业的主要成员。像潘石屹当时就是属于这个公司下边的一个改革编的,是属于我们研究所下边公司在深圳招聘的一个人员,后来又到了海南做公司的副经理,在那段时间里,这个公司做过各种各样奇怪的生意。 主持人:当时改革编能解决大家的户口,档案,工资这些问题吗? 冯仑:这我就不管了,反正我不管发工资的事,户口、档案可以办也可以不办,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档案也是悬在空中的,刚办到当地的组织部。 主持人:海南省委组织部吗? 冯仑:海南省委组织部,还没有正式办这些手续就到89年了,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,后来我的档案又被退了回去,直到这个机构随后解散。我且如此,何况他人,这样很多人都被闲在空中,鸟兽散了。散了以后,我们这些人中像易小迪,阳光100的老板,当时是我们研究部门的主要研究人员啊,他在海南就办了一个印刷厂,维持着。我就到北京,到牟其中那儿开始打工,潘石屹还在那个公司风雨飘摇地做着生意,这个公司后来也很快垮了,他又给另外一个老板打工,打工时间不长。到了91年,我们又回去创办自己的公司,所以我们就集旧部,又把这些人都招回到一起,最后大家决定自己折腾。 我们回去办公司的时候,又找到了小易一起,其中还有王启富,他也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,而王启富曾经的老板就是王功权,他又把功权介绍给我们,功权又带上了他原来的另一位手下刘军,加上我又拉上了潘石屹,队伍就成型了,基本上就是这两拨人,就开始了万通最早创办公司的过程。 不管是从当时来看,还是从现在看,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经历。机关、学校的研究人员,开始在企业当中做一些实习的工作,在别人的企业打工,或者做一些小买卖,然后我们又集中起来做自己的事情。91年以后,我们就开始办这家公司(万通),一直到今天,95年、97年先后有一些合伙人离开,创办自己的企业。到今天,大部分人都在房地产领域,王功权是在创业投资领域。所以从91年以来,我们做生意最有成绩的也是两个领域,一个是房地产,一个是创业投资。创业投资当时是以美国万通为龙头来做的,房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

   

研究所的研究,这样的话,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公司,这是特别反映在海南当时办大特区大背景下的思路,政府是很少给钱的,但给政策。 我们揣着五万块钱的开办费,开着一辆旧蓝鸟车,敲着一台破电脑,剩下的就全都得靠自己折腾了。我们就开始做电视的生意,遗憾的是,我们当时也不怎么会做,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姓姜的人,他做了一段,我那时候也弄不懂,兴趣点不在那儿,主要还是想做研究。最终的结果是,我们把这个批文卖给了政府另外一家国营企业,他们给了我们二十万块钱,他们继续去做这个批文的生意,我们就拿着这钱继续折腾。 后来的故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,这个研究所的人员就构成了今天后来万通创业的主要成员。像潘石屹当时就是属于这个公司下边的一个改革编的,是属于我们研究所下边公司在深圳招聘的一个人员,后来又到了海南做公司的副经理,在那段时间里,这个公司做过各种各样奇怪的生意。 主持人:当时改革编能解决大家的户口,档案,工资这些问题吗? 冯仑:这我就不管了,反正我不管发工资的事,户口、档案可以办也可以不办,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档案也是悬在空中的,刚办到当地的组织部。 主持人:海南省委组织部吗? 冯仑:海南省委组织部,还没有正式办这些手续就到89年了,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,后来我的档案又被退了回去,直到这个机构随后解散。我且如此,何况他人,这样很多人都被闲在空中,鸟兽散了。散了以后,我们这些人中像易小迪,阳光100的老板,当时是我们研究部门的主要研究人员啊,他在海南就办了一个印刷厂,维持着。我就到北京,到牟其中那儿开始打工,潘石屹还在那个公司风雨飘摇地做着生意,这个公司后来也很快垮了,他又给另外一个老板打工,打工时间不长。到了91年,我们又回去创办自己的公司,所以我们就集旧部,又把这些人都招回到一起,最后大家决定自己折腾。 我们回去办公司的时候,又找到了小易一起,其中还有王启富,他也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,而王启富曾经的老板就是王功权,他又把功权介绍给我们,功权又带上了他原来的另一位手下刘军,加上我又拉上了潘石屹,队伍就成型了,基本上就是这两拨人,就开始了万通最早创办公司的过程。 不管是从当时来看,还是从现在看,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经历。机关、学校的研究人员,开始在企业当中做一些实习的工作,在别人的企业打工,或者做一些小买卖,然后我们又集中起来做自己的事情。91年以后,我们就开始办这家公司(万通),一直到今天,95年、97年先后有一些合伙人离开,创办自己的企业。到今天,大部分人都在房地产领域,王功权是在创业投资领域。所以从91年以来,我们做生意最有成绩的也是两个领域,一个是房地产,一个是创业投资。创业投资当时是以美国万通为龙头来做的,房

    主持人:您是77级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本科,那您是老三届的第一届了。

    冯仑:对。77级在西北大学,毕业以后就想着继续深造,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就在中央党校教书,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挂职下放,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武汉,在工厂和市政府里,在武汉搪瓷总厂待了半年之后到过市政府经贸委,之后就回到海南,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。

    主持人:还是在党校吗?

冯仑:对,还是在党校,当时在十三大前,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,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,中央党校这边承担了一个组,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,当时党校的研究室有一批人,人不多,下面还有研究组,我就等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做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”,就是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这部分究竟应该怎么管,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我们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、信息,写了不少东西。当时我们组织的研究也包括中央党校以外的人,像现在贵阳的市委书记(查明名字,添补在后)当时也是我们研究小组的,他从文化部来,主要研究文化领域的内容。

我是牵头人,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十三大之后,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,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做这个研究,做了一段以后就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,这是88年的8、9月份吧,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。然后在这个期间,又被借调到海南,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。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,我做常务副所长,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做所长。

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三个部分,一部分是研究本部,有40个编制,我们叫体制内编制,是吃财政的,主要就是继续从事与改革有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。还有80个改革编制,所谓改革编,就是说干部名册了有你的人,但工资是没人管的,得自己找,呵呵。其中有40个后来给了我们办的一个叫《新世纪周刊》的杂志,现在这个刊号还在,还不断在出呢。另外还剩余的一些编制,我们就放到新成立的一个实业公司。在这个公司开办的过程中,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,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,用这个彩电的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研究所的研究,这样的话,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公司,这是特别反映在海南当时办大特区大背景下的思路,政府是很少给钱的,但给政策。

时间:2008年8月 地点:万通中心写字楼 主持人:北京八间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喻建欢 主持人:冯仑的新书《野蛮生长》使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按照他的说法,这是一部“民营企业的心灵史”,是他所经历过的近30年民营企业成长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段真实故事,也是作为亲历者的思想探索。“看别人看不见的事,算别人算不清的账,做别人不做的事。”成日天南地北的飞,世界各地的跑,自己倒也不亦乐乎,因为“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。 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 主持人:您是77级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本科,那您是老三届的第一届了。 冯仑:对。77级在西北大学,毕业以后就想着继续深造,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就在中央党校教书,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挂职下放,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武汉,在工厂和市政府里,在武汉搪瓷总厂待了半年之后到过市政府经贸委,之后就回到海南,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。 主持人:还是在党校吗? 冯仑:对,还是在党校,当时在十三大前,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,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,中央党校这边承担了一个组,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,当时党校的研究室有一批人,人不多,下面还有研究组,我就等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做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”,就是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这部分究竟应该怎么管,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我们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、信息,写了不少东西。当时我们组织的研究也包括中央党校以外的人,像现在贵阳的市委书记(查明名字,添补在后)当时也是我们研究小组的,他从文化部来,主要研究文化领域的内容。 我是牵头人,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十三大之后,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,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做这个研究,做了一段以后就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,这是88年的8、9月份吧,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。然后在这个期间,又被借调到海南,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。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,我做常务副所长,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做所长。 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三个部分,一部分是研究本部,有40个编制,我们叫体制内编制,是吃财政的,主要就是继续从事与改革有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。还有80个改革编制,所谓改革编,就是说干部名册了有你的人,但工资是没人管的,得自己找,呵呵。其中有40个后来给了我们办的一个叫《新世纪周刊》的杂志,现在这个刊号还在,还不断在出呢。另外还剩余的一些编制,我们就放到新成立的一个实业公司。在这个公司开办的过程中,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,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,用这个彩电的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

我们揣着五万块钱的开办费,开着一辆旧蓝鸟车,敲着一台破电脑,剩下的就全都得靠自己折腾了。我们就开始做电视的生意,遗憾的是,我们当时也不怎么会做,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姓姜的人,他做了一段,我那时候也弄不懂,兴趣点不在那儿,主要还是想做研究。最终的结果是,我们把这个批文卖给了政府另外一家国营企业,他们给了我们二十万块钱,他们继续去做这个批文的生意,我们就拿着这钱继续折腾。

    后来的故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,这个研究所的人员就构成了今天后来万通创业的主要成员。像潘石屹当时就是属于这个公司下边的一个改革编的,是属于我们研究所下边公司在深圳招聘的一个人员,后来又到了海南做公司的副经理,在那段时间里,这个公司做过各种各样奇怪的生意。

    主持人:当时改革编能解决大家的户口,档案,工资这些问题吗?

地产是由北京万通为龙头来做的。期间我们的失败也无数多,最后就这两个系统得以延续。功权从美国万通做投资一路做过来,后来离开万通,直接进入到IDG,又到了鼎辉,由创业老板变成合伙人老板,然后跟新的团队创造不错的业绩。中间我们其他的业务,也有赚钱的,也有失败的,但是总体来说,我们不认为是成功的,因为今天我们并没有这些业务,这些业务经过波折以后,大部分也都卖掉了。 主持人:从万通的故事开始之后,像您就基本是从学术界脱离出来了,但我们感觉一直以来万通似乎在行业中都带有明显的“学院派”气质。 冯仑:应该说,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学术界,从91年以后,我们基本上就脱离了。但脱离了学术界,不等于说我们不研究、不思考了,所以我们这些公司就带有很强的“学院派”烙印,就是我们在一边办公司一边思考一边反省,一边寻找自己在社会变革当中的坐标,寻找未来发展的路线,往哪里去奋斗。 在92年,我们拿到第一桶金以后,我们稍事休整就开始了自我培训。92年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,92年9月份,我们就认真在公司讨论了几天,形成了一个共识,都反应在我们写的一篇文章,在92年发表的,叫《披荆斩棘,共赴未来》,真实反映了我们作为热血青年经商以后对自我的思考、要求和反省。 经过十多年回过头来看,这篇文章所想到的我们基本都做到了,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坚守着当时的理念和方式去做自己的事情。 点击加入风马牛集中营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新版“风马牛集中营”http:www.FengMaNiu.com

    冯仑:这我就不管了,反正我不管发工资的事,户口、档案可以办也可以不办,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档案也是悬在空中的,刚办到当地的组织部。

地产是由北京万通为龙头来做的。期间我们的失败也无数多,最后就这两个系统得以延续。功权从美国万通做投资一路做过来,后来离开万通,直接进入到IDG,又到了鼎辉,由创业老板变成合伙人老板,然后跟新的团队创造不错的业绩。中间我们其他的业务,也有赚钱的,也有失败的,但是总体来说,我们不认为是成功的,因为今天我们并没有这些业务,这些业务经过波折以后,大部分也都卖掉了。 主持人:从万通的故事开始之后,像您就基本是从学术界脱离出来了,但我们感觉一直以来万通似乎在行业中都带有明显的“学院派”气质。 冯仑:应该说,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学术界,从91年以后,我们基本上就脱离了。但脱离了学术界,不等于说我们不研究、不思考了,所以我们这些公司就带有很强的“学院派”烙印,就是我们在一边办公司一边思考一边反省,一边寻找自己在社会变革当中的坐标,寻找未来发展的路线,往哪里去奋斗。 在92年,我们拿到第一桶金以后,我们稍事休整就开始了自我培训。92年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,92年9月份,我们就认真在公司讨论了几天,形成了一个共识,都反应在我们写的一篇文章,在92年发表的,叫《披荆斩棘,共赴未来》,真实反映了我们作为热血青年经商以后对自我的思考、要求和反省。 经过十多年回过头来看,这篇文章所想到的我们基本都做到了,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坚守着当时的理念和方式去做自己的事情。 点击加入风马牛集中营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新版“风马牛集中营”http:www.FengMaNiu.com    主持人:海南省委组织部吗?

    冯仑:海南省委组织部,还没有正式办这些手续就到89年了,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,后来我的档案又被退了回去,直到这个机构随后解散。我且如此,何况他人,这样很多人都被闲在空中,鸟兽散了。散了以后,我们这些人中像易小迪,阳光100的老板,当时是我们研究部门的主要研究人员啊,他在海南就办了一个印刷厂,维持着。我就到北京,到牟其中那儿开始打工,潘石屹还在那个公司风雨飘摇地做着生意,这个公司后来也很快垮了,他又给另外一个老板打工,打工时间不长。到了91年,我们又回去创办自己的公司,所以我们就集旧部,又把这些人都招回到一起,最后大家决定自己折腾。

我们回去办公司的时候,又找到了小易一起,其中还有王启富,他也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,而王启富曾经的老板就是王功权,他又把功权介绍给我们,功权又带上了他原来的另一位手下刘军,加上我又拉上了潘石屹,队伍就成型了,基本上就是这两拨人,就开始了万通最早创办公司的过程。

时间:2008年8月 地点:万通中心写字楼 主持人:北京八间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喻建欢 主持人:冯仑的新书《野蛮生长》使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按照他的说法,这是一部“民营企业的心灵史”,是他所经历过的近30年民营企业成长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段真实故事,也是作为亲历者的思想探索。“看别人看不见的事,算别人算不清的账,做别人不做的事。”成日天南地北的飞,世界各地的跑,自己倒也不亦乐乎,因为“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。 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 主持人:您是77级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本科,那您是老三届的第一届了。 冯仑:对。77级在西北大学,毕业以后就想着继续深造,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就在中央党校教书,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挂职下放,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武汉,在工厂和市政府里,在武汉搪瓷总厂待了半年之后到过市政府经贸委,之后就回到海南,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。 主持人:还是在党校吗? 冯仑:对,还是在党校,当时在十三大前,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,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,中央党校这边承担了一个组,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,当时党校的研究室有一批人,人不多,下面还有研究组,我就等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做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”,就是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这部分究竟应该怎么管,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我们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、信息,写了不少东西。当时我们组织的研究也包括中央党校以外的人,像现在贵阳的市委书记(查明名字,添补在后)当时也是我们研究小组的,他从文化部来,主要研究文化领域的内容。 我是牵头人,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十三大之后,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,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做这个研究,做了一段以后就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,这是88年的8、9月份吧,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。然后在这个期间,又被借调到海南,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。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,我做常务副所长,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做所长。 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三个部分,一部分是研究本部,有40个编制,我们叫体制内编制,是吃财政的,主要就是继续从事与改革有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。还有80个改革编制,所谓改革编,就是说干部名册了有你的人,但工资是没人管的,得自己找,呵呵。其中有40个后来给了我们办的一个叫《新世纪周刊》的杂志,现在这个刊号还在,还不断在出呢。另外还剩余的一些编制,我们就放到新成立的一个实业公司。在这个公司开办的过程中,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,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,用这个彩电的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不管是从当时来看,还是从现在看,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经历。机关、学校的研究人员,开始在企业当中做一些实习的工作,在别人的企业打工,或者做一些小买卖,然后我们又集中起来做自己的事情。91年以后,我们就开始办这家公司(万通),一直到今天,95年、97年先后有一些合伙人离开,创办自己的企业。到今天,大部分人都在房地产领域,王功权是在创业投资领域。所以从91年以来,我们做生意最有成绩的也是两个领域,一个是房地产,一个是创业投资。创业投资当时是以美国万通为龙头来做的,房地产是由北京万通为龙头来做的。期间我们的失败也无数多,最后就这两个系统得以延续。功权从美国万通做投资一路做过来,后来离开万通,直接进入到IDG,又到了鼎辉,由创业老板变成合伙人老板,然后跟新的团队创造不错的业绩。中间我们其他的业务,也有赚钱的,也有失败的,但是总体来说,我们不认为是成功的,因为今天我们并没有这些业务,这些业务经过波折以后,大部分也都卖掉了。

主持人:从万通的故事开始之后,像您就基本是从学术界脱离出来了,但我们感觉一直以来万通似乎在行业中都带有明显的“学院派”气质。

时间:2008年8月 地点:万通中心写字楼 主持人:北京八间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喻建欢 主持人:冯仑的新书《野蛮生长》使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按照他的说法,这是一部“民营企业的心灵史”,是他所经历过的近30年民营企业成长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段真实故事,也是作为亲历者的思想探索。“看别人看不见的事,算别人算不清的账,做别人不做的事。”成日天南地北的飞,世界各地的跑,自己倒也不亦乐乎,因为“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。 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 主持人:您是77级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本科,那您是老三届的第一届了。 冯仑:对。77级在西北大学,毕业以后就想着继续深造,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就在中央党校教书,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挂职下放,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武汉,在工厂和市政府里,在武汉搪瓷总厂待了半年之后到过市政府经贸委,之后就回到海南,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。 主持人:还是在党校吗? 冯仑:对,还是在党校,当时在十三大前,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,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,中央党校这边承担了一个组,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,当时党校的研究室有一批人,人不多,下面还有研究组,我就等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做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”,就是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这部分究竟应该怎么管,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我们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、信息,写了不少东西。当时我们组织的研究也包括中央党校以外的人,像现在贵阳的市委书记(查明名字,添补在后)当时也是我们研究小组的,他从文化部来,主要研究文化领域的内容。 我是牵头人,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十三大之后,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,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做这个研究,做了一段以后就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,这是88年的8、9月份吧,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。然后在这个期间,又被借调到海南,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。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,我做常务副所长,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做所长。 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三个部分,一部分是研究本部,有40个编制,我们叫体制内编制,是吃财政的,主要就是继续从事与改革有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。还有80个改革编制,所谓改革编,就是说干部名册了有你的人,但工资是没人管的,得自己找,呵呵。其中有40个后来给了我们办的一个叫《新世纪周刊》的杂志,现在这个刊号还在,还不断在出呢。另外还剩余的一些编制,我们就放到新成立的一个实业公司。在这个公司开办的过程中,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,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,用这个彩电的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

冯仑:应该说,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学术界,从91年以后,我们基本上就脱离了。但脱离了学术界,不等于说我们不研究、不思考了,所以我们这些公司就带有很强的“学院派”烙印,就是我们在一边办公司一边思考一边反省,一边寻找自己在社会变革当中的坐标,寻找未来发展的路线,往哪里去奋斗。

在92年,我们拿到第一桶金以后,我们稍事休整就开始了自我培训。92年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,92年9月份,我们就认真在公司讨论了几天,形成了一个共识,都反应在我们写的一篇文章,在92年发表的,叫《披荆斩棘,共赴未来》,真实反映了我们作为热血青年经商以后对自我的思考、要求和反省。

经过十多年回过头来看,这篇文章所想到的我们基本都做到了,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坚守着当时的理念和方式去做自己的事情。

 

时间:2008年8月 地点:万通中心写字楼 主持人:北京八间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喻建欢 主持人:冯仑的新书《野蛮生长》使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按照他的说法,这是一部“民营企业的心灵史”,是他所经历过的近30年民营企业成长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段真实故事,也是作为亲历者的思想探索。“看别人看不见的事,算别人算不清的账,做别人不做的事。”成日天南地北的飞,世界各地的跑,自己倒也不亦乐乎,因为“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。 六君聚义,开宗万通 主持人:您是77级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本科,那您是老三届的第一届了。 冯仑:对。77级在西北大学,毕业以后就想着继续深造,81年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就在中央党校教书,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地方去挂职下放,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武汉,在工厂和市政府里,在武汉搪瓷总厂待了半年之后到过市政府经贸委,之后就回到海南,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。 主持人:还是在党校吗? 冯仑:对,还是在党校,当时在十三大前,中央成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,下面有七个专题小组,中央党校这边承担了一个组,我是在中央党校的小组里,当时党校的研究室有一批人,人不多,下面还有研究组,我就等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做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当时研究的重点叫做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研究”,就是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这部分究竟应该怎么管,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我们研究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、信息,写了不少东西。当时我们组织的研究也包括中央党校以外的人,像现在贵阳的市委书记(查明名字,添补在后)当时也是我们研究小组的,他从文化部来,主要研究文化领域的内容。 我是牵头人,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,十三大之后,我就被借调到中宣部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,在中宣部理论研究室做这个研究,做了一段以后就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,这是88年的8、9月份吧,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。然后在这个期间,又被借调到海南,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。在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时候,我做常务副所长,当时的体改委主任做所长。 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三个部分,一部分是研究本部,有40个编制,我们叫体制内编制,是吃财政的,主要就是继续从事与改革有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。还有80个改革编制,所谓改革编,就是说干部名册了有你的人,但工资是没人管的,得自己找,呵呵。其中有40个后来给了我们办的一个叫《新世纪周刊》的杂志,现在这个刊号还在,还不断在出呢。另外还剩余的一些编制,我们就放到新成立的一个实业公司。在这个公司开办的过程中,当时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批文,允许我们进口一万台彩电,用这个彩电的生意赚的钱来支持我们研究所的研究,这样的话,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公司,这是特别反映在海南当时办大特区大背景下的思路,政府是很少给钱的,但给政策。 我们揣着五万块钱的开办费,开着一辆旧蓝鸟车,敲着一台破电脑,剩下的就全都得靠自己折腾了。我们就开始做电视的生意,遗憾的是,我们当时也不怎么会做,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姓姜的人,他做了一段,我那时候也弄不懂,兴趣点不在那儿,主要还是想做研究。最终的结果是,我们把这个批文卖给了政府另外一家国营企业,他们给了我们二十万块钱,他们继续去做这个批文的生意,我们就拿着这钱继续折腾。 后来的故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,这个研究所的人员就构成了今天后来万通创业的主要成员。像潘石屹当时就是属于这个公司下边的一个改革编的,是属于我们研究所下边公司在深圳招聘的一个人员,后来又到了海南做公司的副经理,在那段时间里,这个公司做过各种各样奇怪的生意。 主持人:当时改革编能解决大家的户口,档案,工资这些问题吗? 冯仑:这我就不管了,反正我不管发工资的事,户口、档案可以办也可以不办,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档案也是悬在空中的,刚办到当地的组织部。 主持人:海南省委组织部吗? 冯仑:海南省委组织部,还没有正式办这些手续就到89年了,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,后来我的档案又被退了回去,直到这个机构随后解散。我且如此,何况他人,这样很多人都被闲在空中,鸟兽散了。散了以后,我们这些人中像易小迪,阳光100的老板,当时是我们研究部门的主要研究人员啊,他在海南就办了一个印刷厂,维持着。我就到北京,到牟其中那儿开始打工,潘石屹还在那个公司风雨飘摇地做着生意,这个公司后来也很快垮了,他又给另外一个老板打工,打工时间不长。到了91年,我们又回去创办自己的公司,所以我们就集旧部,又把这些人都招回到一起,最后大家决定自己折腾。 我们回去办公司的时候,又找到了小易一起,其中还有王启富,他也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,而王启富曾经的老板就是王功权,他又把功权介绍给我们,功权又带上了他原来的另一位手下刘军,加上我又拉上了潘石屹,队伍就成型了,基本上就是这两拨人,就开始了万通最早创办公司的过程。 不管是从当时来看,还是从现在看,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经历。机关、学校的研究人员,开始在企业当中做一些实习的工作,在别人的企业打工,或者做一些小买卖,然后我们又集中起来做自己的事情。91年以后,我们就开始办这家公司(万通),一直到今天,95年、97年先后有一些合伙人离开,创办自己的企业。到今天,大部分人都在房地产领域,王功权是在创业投资领域。所以从91年以来,我们做生意最有成绩的也是两个领域,一个是房地产,一个是创业投资。创业投资当时是以美国万通为龙头来做的,房点击加入风马牛集中营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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